贾春华：中医语言与隐喻认知的拓荒者
转自：世界中医药宝报
贾春华，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慈安堂中医门诊中医医院出诊专家，中医临床基础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金匮要略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全国优秀教师，首届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状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委研究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匮要略讲义》副主编，规划教材《金匮要略理论与实践》副主编，《世界中医药》杂志常务编委，《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编委，《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编委，《河北中医》常务编委。
贾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师从着名中医学家、金匮要略专家、安徽中医学院周夕林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着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伤寒学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历任承德医学院中医系古典医籍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医系副主任、主任。2004-2006在黄启福教授、王永炎院士、鲁兆麟教授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贾春华教授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三十年，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项；编着出版学术着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讲《金匮要略》《伤寒论》《中医各家学说》等多门中医院校主干课程；临床诊治患者十五余万，疗效卓越，广受好评。擅长治疗慢性肝肾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妇科病、肿瘤及多种疑难杂症。代表着作：《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糖尿病的中医药研究》《合方研究》《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研究》等。
记者：贾教授，您好，您致力于张仲景方证的研究多年，请问应采用何种方法对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进行分析？
贾教授：研究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的方法可能有多种途径，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不能舍弃的是逻辑学方法，即应用逻辑学的方法研究这一理论体系是如何构建的，或应用已有的逻辑方法从现有的文献记述中发现或发掘并勾画出其理论体系。逻辑方法是构建一切理论体系的根基。既然是应用逻辑学的方法研究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那么我们就要秉承逻辑学所奉行的方针，我们应该时刻牢记的是：“澄清概念、分清层次；清理矛盾、追问可能；揭示预设、辨析共识；合理怀疑、严格推理。”令人遗憾的是以逻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尚未引起中医界足够重视，在当今的中医界仍然不断地上演梁启超先生于《墨子学案》所描绘的那种景象——“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两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的民族。”
记者：贾教授，您对张仲景“合方”这一特类方剂颇有研究并着有《合方研究》一书，请问“合方”有何特征和规律？现代临床中应如何运用？
贾教授：张仲景给我们留下了一类特殊的方剂—“合方”。合方，是由两首已知方剂相合而构成的新方剂。它又可以视为方剂加减变化的特殊形式。缘于合方构成的特点不是重新筛选药物组方，而是将已有方剂相合，即由原来方剂的组成“药药相合”变为合方的“方方相合”。所以合方所要研究的重点是合方的原则、合方的依据、合方中方与方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张仲景制作合方的方法有“先合后煎”与“先煎后合”二种方式。“先煎后合”是指先将需要相合的方剂煎煮完毕，而后将所得药液混合在一起服用；“先合后煎”是指将要合的的方剂中的药物放置一起同时煎煮。这两种相合方式对合方的作用将产生影响。我以前曾经说过：在方剂的现代研究中，应注意的是方剂中的有效物质将在两个关键点出现变化，其一是在方剂的煎煮过程中；其二是在方剂进入人体之后。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方剂的两次管辖与约束”。煎煮过程中方剂的有效成分将遵循“上服从原则”，即方剂中有效成分的溶出将服从方剂煎煮过程的整体环境，而当进入人体后已进入人体的药物成分将面临重组。
合方并不是草率的方剂相加，从原则上而言，凡两方或三方相合能更针对病证，能更好的发挥相合方剂的效用，均可合而用之。反言之，凡两方或三方相合后，使所合方剂的功能衰减，相合之方不仅不能产生功效的累加、协同，或出现新的功效，甚或产生毒性则不应合而用之。让我们谨记《伤寒例》有关合方理论的论述，即“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
现今临床应用合方，常常会依据证候或病机。依据证候特征或病机特点进行合方是并行不悖的，各自均有其优势所在。依据证候特征合方，有着更为直接、简明的特性，它要求病证与方证的相合，要求对症状的收集、掌握与甄别；依据病机特点来合方，可以弥补临床表现中症状不显着的欠缺，它要求对证候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而不拘于症状的相同，其灵活性显着，宜于更大范围中选择应用合方。然而在二者相对优势的背后又隐藏着各自的欠缺，即若依据证候特征易造成合方时的拘谨，而依据病机特点来合方则易导致合方时针对性的不强。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合方相合的依据，一是依据证候的外延，即临床表现出的症状体征序列；另一是依据证候的内涵来确定的，即通过对症状体征序列分析后得到的病机。如何将二者灵活运用则需要反复的临床实践，例如通过对合方的功效进行评估，看相合之后的方剂是一种功能的累加？抑或功效的协同？还是将产生某种新的功效？
记者：贾教授，您于认知科学立场研究中医学多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请问您认为认知科学在中医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可能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贾教授：大约是在十年前，我们对中医药的研究发生了转向，即从中医传统研究法与现代医学实验方法转向了从认知科学视角研究中医学，特别是从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逻辑学的立场重新审视中医药的传统理论。这样做的原因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认知科学的兴起，特别是有第二代认知科学之称的“具身认知”范式转型运动的悄然进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身的”已成为认知科学所有领域中的重要的概念；其二是当今中医理论的研究已陷瓶颈，陷入瓶颈的原因很可能是研究者偏离了方向。源于此两大背景中的“交集”即中医理论的“具身心智”特征，使得我们的研究回归到中医理论的原点——即中医理论的形成过程。近百年来，中医学界所做事情的目的无一不可归结到是在论证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令几代人为之纠结，在这一目的的驱使下，几代人为使中医达到科学的标准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追求“达标”与“认可”的过程中，随处可见的是“曲意迎合”、“削足适履”......等诸多怪象。从认知科学视角研究中医学的目的是：明辨中医传统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她从哪里来？”也就是探寻中医理论“知道如何知道”的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她将到哪里去？”更为细致地说，通过知道“她从哪里来”进而知道“她能到哪里去”。而“她能到哪里去”的问题可以分解为“她能引导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将操纵她到哪里去？”这样的研究或许有着这样潜在的意义：引发对中医传统理论的适应范围的问题关注。或许有人要问：你们的研究和我们的研究有何不同？我可以这样说：你们的研究着重点在于中医理论如何应用，而我们的研究在于中医学的理论因何而形成，她的工作机理是什么？做一个未必十分恰当的比喻，就像是你会使用计算机，你会用鼠标点击计算机上的图案，但你并不知道你点击鼠标后计算机内部的运作，或许你根本就不知道点击鼠标后计算机为什么能够工作，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告诉你计算机因何而工作，它内部运行的机理是什么。中医理论的这一问题是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人问津的。或有再问者：你这样的研究对指导临床有何意义？我要回答的是，当计算机的程序出了问题，你再点鼠标也无济于事！也就是说当中医学的某些或某个理论已不能再指导临床，那么你所能做的只能是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修正的方法可能是扩充、收缩、或删除，而做到这一点只能是在理论形成的源头。
记者：贾教授，我们已经注意到现在有关中医学的思维研究非常活跃，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多将其研究称之为中医思维学研究，而您一直坚称您是在认知科学背景下研究中医理论，请问从思维学角度和认知科学角度研究中医学有何不同？
贾教授：戴汝为院士曾撰文专门阐释思维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异同，认为：尽管思维科学和认知科学有许多共同之处, 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具有以下三个有别于认知科学的特点: 其一：思维科学内部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应用, 并以认识论为桥梁与哲学相联系。其二，就所包含的已有学科或学科分支而言, 思维科学与认知科学也不尽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心理学和脑神经学被排除于思维科学之外。其三，思维科学还预言了有待建立的新学科——作为基础科学的形象思维学，即直感思维学; 作为智慧的涌现的创造思维学; 作为体现群体智慧的社会思维学以及在人工智能的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智能科学等等。对思维科学和认知科学区分感兴趣者，可以阅读戴汝为院士的文章——“思维 (认知) 科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戴汝为，张雷鸣.思维 (认知) 科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自动化学报，2010，36（2）：193-198）。刚才已经说到，“心理学和脑神经学被排除于思维科学之外”，而心理学和脑神经学是是构成认知科学的基础学科，我们从认知科学的立场研究中医学也涉及到认知心理学的内容与方法，所以我们坚称我们是认知科学背景下的中医理论体系研究。
记者：贾教授，您用隐喻理论认识中医病因病机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请问应如何运用隐喻理论来指导中医研究？
贾教授：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认知的方法。所谓的隐喻认知，简而言之，就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隐喻是人类赖以形成、组织和表达概念的基础和手段。中医学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一个隐喻的世界图景，此理论的始源域是自然界、政治经济、家庭伦理，其所映射的目标域则是人体，古代医家正是通过自然界、社会、家庭来认识人体的生理机能与病理变化的。
中医传统理论是一种依赖于人体自身经验的理论，其真实与否可验之于人自身所能感受到的经验。我们曾以“六淫”中的风为例分析中医病因的隐喻特征，认为：中医学家认识风邪的性质与致病特点，可以说是用风对自然界所致损害来隐喻风对人体造成损害的。这种解释是一种跨域的，即以一事物来说明另外一种事物。它的推理形式是“既然风对自然界有如此之影响，那么对人体的影响也会如此这般”。
任何一种理论解释性是其必要的条件，如此而言作为中医的理论其首要的条件是这一理论的解释性，因此可以说中医理论是一种关于解释的理论，在不可能超于肉眼观测的时代，解释的理论应该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理论；隐喻认知的主要形式是“近取譬”，即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使知也，“近取譬”是关乎我们身体的经验，即以我们所能看到感觉到的事物来解释那些我们看不到、感觉不到的事物。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得是：那种看到、感觉到的事物也像那种我们看不到、感觉不到的事物。中医病因理论只是在人身可感知层面的一种解释性的理论，它的可核实性问题也只能在可感知层面进行理解与言说。
19世纪以来的物理学领域的发现，革新了我们的世界观，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结构的看法而且改变了我们关于“我们与世界”关系的哲学观念。在研究中医病因病机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医病因病机的世俗来源，而把它当成了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记者：贾教授，您好，中医的发展离不开继承和创新，您认为中医应如何继承又如何创新？应如何在保留中医传统治疗优势的基础上发展新理论、新技术？
贾教授：我想以这句话形容中医界的现状，恐怕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当过去的光明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游荡。”中医学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但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份遗产没有遗嘱，对待没有遗嘱的遗产，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处理方法，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坚信和奉行的原则是：对待遗产总存在比捣毁它更有益的方法。这基本表明了我对中医学的态度，也就是说最起码的我们可以将这份遗产保留下来，这也就是你要问的继承问题。说到中医学的创新问题，可以说已有许多中医学家围绕这个永恒的主题展开过诸多辩论，但中医发展鲜有创新问题的存在仍是一如既往。应该说中医药创新有许多路径可以尝试，但有两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其一是她的语言问题，我们一贯的观点是——“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 中医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隐喻世界。其二是什么是中医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换一种提法的表述是，没有了气——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框架的医学理论还是不是中医学？由此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现存中医理论的边界问题，也就是说中医理论能否出现像物理学中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并存的现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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