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打造中医体质学新工程

王琦获得“2013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王琦在带教学生

他把人的体质分为九种，制订了我国首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并为中医学开创建立了中医体质学新学科；

他创立的体质辨识法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实现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他认为中医思维是中医之魂，揭示出中医原创思维内涵并把握运用，才能在中医医疗健康体系中确立并保持自身主体——

　　开创“中医体质学”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读研究生的王琦毕业论文就是有关中医体质学说的。后来，他又编着了《中医体质学说》专着，提出中医体质学的“四个基本原理”（生命过程论、形神构成论、环境制约论、禀赋遗传论）和“三个关键科学问题”（体质可分论、体病相关论、体质可调论），并在中医“治未病”中提出“体质辨识”方法，在临床中提出“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构建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学体系。

　　他领衔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体质课题组”经过近４０年的研究和临床实验，对全国2万例人群的中医体质分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掌握了国人不同体质类型，不同年龄、性别、地区人群的基本特征及其分布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把中国人分为9种基本体质类型，掌握了每种体质易患疾病的种类。

　　从文献研究、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到体质分类的现代实验研究、体质的临床及公共卫生服务应用出发，王琦探索出了一条“中医体质学”的创新和发展之路，并建立了体质研究基地，获得包括973及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级重大课题资助。

　　同时，王琦还带领课题组通过临床流行病学和现代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证明，除病毒感染和中毒性疾病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的发生都与体质异常密切相关。

　　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今后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化诊疗，但世界医学界仍在探索之中。看到中医体质研究，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一批学者认为：“我们西方医学只是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而王琦开创的中医体质学，却可用于干预、预防和治疗疾病，这将有利于全球的公共卫生服务。”

　　治不如防。中医体质学在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和个体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应用对公共卫生具有重要贡献。“中医体质辨识”作为中医“治未病”的抓手，为“治未病”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和有效的评估体系。

　　2009年，《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正式颁布，为体质辨识提供了客观工具。体质辨识在健康状态评价中的应用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重视，从体质角度对健康状态进行分类也成为一种比较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方法。

　　“运用体质辨识法可以构建常态与动态结合、主观与客观结合、人机互参的中医健康辨识方法体系，为中医健康状态评价提供平台，为‘治未病’干预及效果评估提供依据，更好地指导养生保健。”王琦说。

　　自2009年《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将“中医体质辨识”首次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遴选确定４批计１７３家“治未病”保健服务试点单位，开展以中医体质辨识为基础的规范化“治未病”服务，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3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中医体质与健康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搭建基于“体质可分”的健康状态辨识平台、基于“体病相关”的疾病预测平台、基于“体质可调”的疾病干预平台、基于推广应用的体质健康管理平台等4个协同创新平台，策应健康医学新朝向，实现疾病防治关口前移。

　　该中心现有7个院士推荐团队、2个长江学者团队、1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9个临床基地、6个企业及社会团体团队参建，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协作的大格局，目前正在开展“低、中危高血压患者与体质相关性研究”、“低、中危高血压患者针刺调体临床研究”、“调节痰湿体质预防糖尿病的队列研究”、“玉屏风颗粒干预气虚体质防治慢性反复呼吸道感染及慢性肾炎临床研究”及“过敏体质调体干预研究”等12个项目的工作。

　　投身中医体质健康工程

　　如今，王琦研究的中医体质学不仅成为中医学二级学科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还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今后医学发展方向——“个性化诊疗”在中医领域提供方法和路径。

　　通过体质辨识，有助于早期发现相关疾病的“高危体质”人群，对这类人群进行调体干预，使其轻发病、少发病或不发病，从而有效防控慢性病。王琦建议，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中医体质学研究和应用的支持，通过体质医学对“亚健康群体、重大疾病高危人群和老年人群”等三大群体进行健康管理和慢性病预防，从而降低发病率、病死率及由此而产生的巨额医疗卫生费用。

　　对此，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医体质研究探索健康管理新途径有效防控慢性病》内参，得到国家有关领导同志批示：“中医药在疾病防控等领域潜力巨大。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推进中医药‘治未病’方面的作用。”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也要求：“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治未病、中医体质研究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及新进展。”

　　2013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明确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要求及考核指标等，其中即包括为年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中医体质辨识，并根据体质辨识结果，从情志调摄、饮食调养、起居调摄、运动保健、穴位保健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中医药保健指导。《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技术规范》即由王琦主持起草，并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

　　王国强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中指出，“要深入推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继续制定推广常见病、多发病高危人群和偏颇体质人群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技术指南，并将调治偏颇体质相关内容列入2014年全国中医药工作重点。”

　　目前，中医体质学已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组列为现代中医流派，相关内容被写进《中国医学通史》，列入中医药院校《中医基础理论》规划本科和研究生教材，是近几十年来中医教材中的新增内容。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撰文指出：“体质学说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体系，在指导‘治未病’及个体化诊疗中将会发挥特殊的作用。”

　　“这两天我在南方医科大学和东南大学分别做了《中医体质与健康医学》的报告，并提出了‘中医体质健康工程’，引起热烈反响。他们说中医体质学是架起东西方生命科学的桥梁，一定要加入进来共同打造这个独一无二的健康工程。”王琦对记者说。

　　构建中医原创思维主导的健康理论体系

　　“中医思维是具有东方特色的原创性思维，是国家进步和民族发展的灵魂。”作为国家“973”项目“中医原创思维与健康状态辨识方法体系研究”首席科学家，王琦提出了“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并进行了中医健康理论体系的构建。

　　国医大师邓铁涛评价该研究“回应思想界、科学史界、哲学界、文化界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难题，推动了中医学思维发展史的研究。”

　　王琦认为，中医原创思维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又具有鲜明的人文科学属性，同时蕴涵系统论、复杂科学、生态学、协同论思想。它以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视角与思维方式认识生命和健康，形成了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原创思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与进步的灵魂之所在，如果离开了中华民族的原创思维，就会失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基于中医原创思维，借鉴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理论，是中医开展健康状态辨识的基础性工作和理论源头。

　　“唯有把现代方法运用到中医原创思维中去指导临床，才能使中医理论真正落到地上，接地气。这种理论指导临床的实现，就是生产力。”王琦说。

　　精研中医男科、藏象、腹诊

　　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琦还构建了中医男科学理论体系，研制成功治疗男性不育和勃起功能障碍的国家三类新药，并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技术发明一等奖。他主编的《中医男科学》、《王琦男科学》被公认为该学科的奠基之作。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带头人，他对中医藏象学进行了系统研究，所编着的《中医藏象学》已出版第3版，并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着作奖一等奖。

　　与此同时，王琦还挽救了濒临失传的腹诊诊法。他编撰的《常见腹症诊断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主编《中国腹诊》，通过系统论证中医腹诊的源流及发展，证实腹诊由中国传入日本，结束了中日两国近两个世纪的腹诊发明权之争。

　　坚持教学、临床第一线

　　王琦以严谨的学风、渊博的知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中医学人。他先后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学术经验继承人113名，主编及参编着作30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并先后承担“973”计划等多项国家级、部级科研项目，拥有发明专利6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部局级一、二等奖12项。2009年和2012年，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建立了王琦名医传承工作站和王琦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做了几十年的中医教学工作，在他看来，成才因素无非两点：博极医源、勤于实践。“博极医源，就是善于治学、熟谙经典，掌握经典着作是学好中医的关键。”王琦说，“勤于实践是指多做临床诊疗。任何一个中医名师，都是在为病人多年服务的临床岗位上成才的”。

　　现已71岁的他，用“每天都以背着书包上学的心态”来概括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每天做不完的课题，带七八个博士学生，晚上回家还要想第二天病人的处理方案，还要选择性参加数不清的大小会议。

　　谈到中医将走向何处？王琦深情地说，“不要忘了老祖宗，要秉承血脉，下大力气继承，回到自身理论的源头，把握中医学的主体性；要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冲破壁垒，打破围墙，整合资源，使中医学与时俱进，奇峰突起，异彩纷呈。”

　　对话王琦

　　记者：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中医体质学”研究的？研究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您是如何克服的？

　　王琦：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阴阳二十五人”的提法，而“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曾把人的气质分为四种，这些分类思维的方式都是古人的伟大智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与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做研究，就是要从源头上去留心发现、开启思考，并重新将这些光辉思想发扬光大。

　　中医体质学的研究过程中有很多困难。比如，与参考资料丰富的《伤寒论》等研究不同，“中医体质学”研究最大的困难是前人没有研究过，只能从浩如烟海的古今文献中寻找与体质相关的散在言论，并建立了一个没有参照、难度极大的理论框架。同时，从假说提出到验证，从宏观到微观，从表观到客观，从局部到系统都是关山重重，从理论到应用转化亦是最大拐点。我们筚路蓝缕，一路走到了今天，靠的是对事业不懈追求的内在动力和中医药丰厚土壤的滋养。

　　记者： 2009年，中医体质辨识法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这是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文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加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全国所有65岁以上老人将有机会根据体质辨识得到中医药保健指导。对此您怎么看？下一步有何计划？

　　王琦：临证看病固然重要，但进入群体大面积防治的公共卫生服务则更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丢掉中医思想，要体现中医特色，用中医的方法，使健康保健进入千家万户。中医体质学是“疾病医学”到“健康医学”的医学革命，作为一种融汇中医理论精髓、紧跟时代科学前沿的普适技术，具备完成这项工作的先决条件。

　　下一步，我们将着手解决体质医学的工程学技术问题。在2013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6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中医体质辨识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儿童体质的中医药保健服务研究，并在目前已有的中、英、日、韩文“体质量表”基础上继续拓展，从而使世界人民都能从中受益。

　　记者：您对当前社会上兴起的“养生热”怎么看？

　　王琦：“养生热”本身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正确性，为中医理论的普及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也存在不少误区，如有人提出“养生就是补”的观点，就有失偏颇了。事实上，养生很简单，抓住《黄帝内经》中经典的养生思想，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良好的性格修养和良好的个体管理习惯即可。

　　记者：获悉您已获得“2013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请谈谈您的感想？

　　王琦：这个奖的申报者都是在某领域取得杰出科学成就的科学家，评选程序也非常严格。能获得这样一个奖，我认为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是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认同，也是对中医药行业的认同，更是对中医药学术群体的认同。如果没有这片土壤，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的成就。今后，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医同仁能团结一致，做出更多的成就。

　　记者：2013年是您的丰收年，除获得2013年何梁何利奖外，您还相继被评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和首都劳动模范。2014年您有什么计划，对未来有什么展望？

　　王琦：2014年我的安排是：多看几本书，多看好几个病，多带好几个学生，努力做好中医体质医学的工程技术研究，使中医体质学在原创性和时代性的基础上，为健康医学、民众健康及中医药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长久以来，我有“三个热爱”，那就是：热爱中医这片热土，热爱我的学术团队，热爱我所研究的科学命题。今年正月初八，我坐在办公室写了一首诗——《蓝色的赞歌》，其中一段写到：“让我们心中有一片蓝色的海，蓝色的天，吟唱一支蓝色的赞歌，追寻一个蓝色的梦，描绘一个壮丽的蓝图。”这就是我对未来的展望。

摘自 中国中医药报